近代以来，赵元任先生犹如中国语言学界一座巍峨的高山，其学术思想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后来者。近年来，在石锋教授等学者的积极倡导下，学界涌现出了一股“赵元任热”，鼓励大家重新关注、学习和阅读这位语言学大师的著作。

 

在这股热潮中，著名语言学家罗仁地（Randy J. LaPolla）教授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对赵元任先生极为推崇，并多次撰文介绍其学术贡献。在一次访谈中，罗教授分享了他眼中赵元任最富魅力之处，那便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杨旭, 罗仁地 关注、学习和阅读赵元任——罗仁地教授访谈录. 南开语言学刊. (2). 2025.）

 

罗教授指出，赵元任的研究根植于对自然语料的归纳法。他总是敏锐地留意周围的人如何说话，搜集那些鲜活、真实的口语表达，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归纳分析。这种方法让他能够发现许多预设理论无法预料的语言现象，并保证其分析能够“实事求是”。

 

更重要的是，赵元任拥有开阔的视野和灵活的思维，从不让自己被先入为主的理论所束缚。罗教授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形容这种状态，他认为研究语言应该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学习剑法一样，既要学习招数，又要忘记招数，最终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时，能够完全自由、不受限制。

 

罗教授坦言，学习理论本身可能带来一种局限，因为它会塑造甚至固化你的思维方式。而赵元任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能超越这些限制，保持一种开放的学术心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结构主义者，但他的著作中却充满了对各种不合常规、看似“不规律”语言现象的细致讨论。例如，为了理清汉语的词类问题，他花费了三百多页的篇幅，最终呈现的依然是其复杂与灵活的全貌，而非一个僵硬的逻辑系统。

 

这种研究态度背后，是对语言学本身纯粹的热爱。罗教授常常对他的学生说“linguistics is fun”（语言学是好玩的），并强调保持研究的乐趣至关重要。赵元任先生本人就是最佳典范。他一生醉心于学术，为了能将重心放在研究上，他选择不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等行政职务，也以此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他保留了毕生所有的笔记、日记和手稿，这些珍贵的资料如今被收藏于加州大学的图书馆，成为“赵元任档案”，展现了一位伟大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日常点滴中享受思考与发现的乐趣的。

 

汉语真的有“主语”和“宾语”吗

 

在当下的汉语教学和研究中，主语、谓语、宾语等一套句法成分分析法已经深入人心。然而，罗教授却对此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源自西方语言学的概念，真的适用于汉语吗？

 

他明确指出，他并非要彻底抛弃主语、宾语这些句法关系概念，而是强调在汉语中，我们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概念已经被“语法化”（grammaticalized）了。所谓语法化，指的是一个概念或关系是否在一种语言中通过固定的形态或句法形式稳定地表现出来。每种语言的语法化过程千差万别，因此，一种语言语法化了某个范畴，不代表另一种语言也必然如此。

 

以英语为例，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与动词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一个普通的主动句里，施事者（agent）通常必须出现在动词前面充当主语，而受事者（patient）则要出现在动词后面充当宾语，这种位置关系是相对固定的。

 

然而，汉语的情况则灵活得多。罗教授以动词“吃”举例，这个动词后面可以跟接极其多样的成分，构成如“吃鸡”（受事者）、“吃馆子”（地点）、“吃筷子”（工具）、“吃大碗”（度量）等说法。甚至可以出现“这锅饭吃了十个人”这样在英语中无法直接对应的结构。在英语里，除了直接宾语，其他论元（argument）大多需要通过介词来引入，比如人们会说“We eat in a restaurant”，但无法用“*We eat restaurant”表示同样的意思。

 

这种高度的灵活性表明，汉语动词和其前后成分的关系，并非严格由施事、受事等固定的语义角色（semantic role）和句法位置来限定的。因此，不加区分地将动词前的论元都称为“主语”，将动词后的都称为“宾语”，就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削足适履”。

 

罗教授认为，赵元任先生之所以也将动词后面的所有成分都统称为宾语，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语义角色的概念尚未普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语本身确实缺少形态句法上的形式差异来区分这些不同的语义角色。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形式上的差别，就很难在范畴体系内建立起不同的分类。

 

这个观点曾引发过不少讨论。多年前，就有人向罗教授提问：如果不用“主语”这个术语，我们还怎么讨论汉语呢？这反映了许多学者长期以来的思维惯性。罗教授解释说，问题不在于术语本身，而在于术语背后的定义和理解。像赵元任、吕叔湘等前辈学者，他们虽然也用“主语”，但其定义实际上更接近于“话题”（topic）。然而，后来的许多学者，特别是形式派的学者，常常误以为汉语的“主语”和英语的“subject”是完全等同的句法关系，这就造成了严重的误解，也阻碍了人们看清汉语的真实情况。

 

解锁汉语的关键，信息结构

 

如果主语、宾语这些传统概念不足以解释汉语，那么，汉语句子的组织原则究竟是什么？罗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

 

他认为，用信息结构的框架来分析汉语句子，不仅可行，而且效果远比传统的主谓宾分析法更佳。所谓信息结构，指的是句子如何组织信息以适应特定的语用交际需求，其核心概念包括话题、述题（comment）、焦点（focus）等。

 

在中国，尽管大多数现代汉语教材会简单介绍“话题”和“焦点”这两个概念，但往往将它们作为孤立的知识点，并未将其提升到组织整个句子结构的中心地位。罗教授指出，这种处理方式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信息结构句式”和“非信息结构句式”，因为汉语乃至所有语言的句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表达某种特定的信息结构而约定俗成的形式。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王冕）七岁时死了父亲”。用主谓宾的框架很难分析这个句子，“王冕”是主语吗？可动作“死”的执行者是“父亲”。“父亲”是主语吗？它又在动词后面。但如果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就非常清晰：“王冕七岁时”是整个句子的背景信息和话题，而“死了父亲”是这个话题下提供的新信息，即焦点所在。“死了父亲”类似于“下雨了”，是通过把名词置于动词后面表示“事件呈现”的意思，这样可以防止听话者把“父亲/雨”理解为话题。

 

罗教授建议，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可以借鉴国际上一些成熟的理论框架，比如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或兰布雷希特（Knud Lambrecht）的理论体系。但他同时反复强调，理论框架只是参考，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必须尊重汉语自身的实际情况，扎根于对汉语自然语料的分析。

 

他常常说一句话：“trust the language”（要相信语言）。这意味着研究者要完全忠于语言本来的样子去进行描写和分析。如果你分析的是自己凭空编造出来的句子，那么别人很可能会对这个句子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如果你分析的是真实的口语表达，是人们在自然交际中说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既成事实，没有人可以轻易否定。

 

当研究者通过归纳法，从海量的真实语料中总结出信息结构的组织规则时，就等于在创造一套真正属于汉语自己的分析方法。这正是赵元任先生当年所走的道路，也是当代汉语研究应当回归的方向。

 

如今，这股“赵元任热”仍在持续，相关的学术会议和线上讨论群非常活跃，学者们每天都在交流碰撞，对汉语的诸多根本问题进行着热烈的再思考。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对汉语本体的探索正走向一个更深、更实事求是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