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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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涛：《红山文化无底筒形器的”专业化”生产问题》，《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1）研究背景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经历了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即游团——部落——酋邦——国家。这当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它确实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注意力引向了早期复杂社会，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从什么时候、最早在哪里开始变得复杂？“复杂化”的外在表现有哪些？导致复杂化的内在动因又有哪些？在阐释这个命题的框架中，有几个被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要素，如环境、人口（特别是人口压力导致的冲突）、经济（手工业专业化）、意识。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距今6500至5000年，是东北亚地区最早的复杂社会（之一），以女神庙、宗教领袖为代表的精神控制以及玉器、精美陶器代表的手工业，让红山文化引人注目。

已有研究比较了红山文化的外围（周边区）与核心区的物质遗存，发现在人口密度、生计方式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初步排除人口增加导致社会结构的剧变。手工业方面，周边区的红山社会显示出初步的、程度并不高的生产分化。那么，核心区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是何种水平？它是否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如果考虑到红山文化的延续时段（1500年），经过发掘出土的、代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玉器也不过几百件，显然不符合一般意义中对较高程度的专业化水平的判断标准。那么，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需求更大的陶器是否能体现专业化水平？

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即红山文化物质遗存最为丰富的区域）发现了一种形似筒的特殊陶器，上下贯通，没有器底，尺寸较大，表面时长有装饰或者彩绘。学界一般认为这种筒形器不是日常实用性陶器，而与红山时期的宗教活动或丧葬仪式关系密切。而在空间分布上，筒形器也确实在核心区最为密集，绝对和相对数量上远远少于日用陶器，制作也相对更加精美，故核心区是探讨筒形器及其生产、消费问题的关键。

本文以红山文化核心区的日用陶器和筒形器为研究对象，研究材料来自在红山文化核心区开展的大凌河上游流域调查项目，分析了来自三个地区（东山嘴，三家，二布尺）的16个家户单位、共计715个陶片。区域聚落模式分析认为这16个红山时期的家户属于两个不同的红山时期的政体（东山嘴和三家同属于一个政体，二布尺属于另一个政体），并且还提出这16个家户在财富或地位上存在差异，可以区分出（更）高等级的家户和普通家户。基于对陶器化学成分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层次聚类分析以及多维尺度分析），并结合各方面的考古学线索，我们讨论了红山文化核心区的陶器生产特别是“筒形器”的专业化生产问题。

红山文化的周边区（赤峰调查区域）与核心区（大凌河上游调查区域）

核心区出土的红山文化筒形器（左）和日用陶器（中：泥质；右：夹砂）

大凌河上游流域调查以及东山嘴、三家、二布尺发现的红山时期家户

（2）研究结论

主要的认识如下：

（a）排除所有筒形器来自一个共同的生产者或生产组织。在三家、东山嘴和二布尺三个地区，发生过各自独立（或以各自独立为主）的筒形器生产活动，其产品主要被本地区的家户所消费。

（b）筒形器和日用陶器在陶土的化学成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它们都是由相同的陶器生产者（或生产组织）所生产，故这两大类陶器的生产原料不仅是就地或就近取材，而且很可能不存在有意识的区分。

（c）与日用陶器相比，筒形器在化学成分上更加集中，初步认为这可能与刻意遵循的陶土处理或加工过程有关。

（d）综合所有信息，认为红山文化的筒形器没有经过特别专业化的生产过程，特定的陶土来源及唯一的中心室生产都不适用于红山文化筒形器和日用陶器。红山文化核心区的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很低，勉强满足对“专业化”一词最宽泛的定义，即“生产者数量少于消费者的数量”。

   

16个家户按照它们消费的陶器在化学成分上的相似性，有一定的分组并基本对应各自地区，且无论何种聚类方法都不影响这一趋势

（3）意义与价值

从陶器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揭示了红山文化核心区的生产分化程度。提出在尚未对“专业化”一词的内涵有明确共识的前提下，不建议将其用于红山时期的陶器生产。认为生产分化或经济分化可能更加适合于表述红山以及其他时期这一水平的陶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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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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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涛*，贺黎民，姚帅，赵若冲：《对泥质陶器研究的思考》，《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页码81-96。

（1）研究背景

泥质陶器是陶器分类中一个重要的类别。考古分类学经常按材质区分出泥质、夹砂、夹蚌、夹炭等各类陶器，或根据质地的相对细腻程度将陶器区分为泥质陶（fine paste pottery）和粗陶（coarse paste pottery）。但是，学者们对“泥质陶器”的界定通常基于陶器材质或质地的比较，并没有统一和绝对的标准。泥质陶器的“泥质”，可以理解为陶器没有明显的人为添加的羼和料（tempering materials），以及制作陶器的泥料（paste）的质地（texture）观感细腻，触感光滑。

影响制陶泥料以及陶器成品质地的因素非常多，除陶土的天然属性外，人的行为模式深深地渗入其中，环境条件、技术选择、文化认同和宗教影响、经济因素、陶器的最终去向，每一个方面都影响或决定人（包括陶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影响陶器的“质地”。正因如此，“质地”一词的内涵实则十分丰富，除细腻程度和触感外，还包括泥料在化学成分、矿物组成、颜色、可塑性等方面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鉴于“泥质陶器”的内涵十分丰富，判断标准难以统一和量化，本文赋予“泥质陶器”一个宽泛的定义，即材质为陶土、质地相对细腻且未明确发现人为添加羼和料的陶器，英文可翻译成 temperless pottery，以区别于陶工有意识添加羼和物的陶器（tempered pottery）或携带过多较大颗粒天然夹杂物的陶器。本文所引用的文献中，除个别研究明确指出羼和料种类并暗示是陶工有意识添加之外，其余研究均指出研究对象为泥质陶器或含有天然夹杂物的陶器。对于含有天然夹杂物的陶器或陶器中的夹杂物未明确是否由陶工有意加入，且研究者未将其判定为粗陶（coarse paste pottery），本文均将其视作“泥质陶器”。

需要强调的是，在陶器分类中，只要出现泥质陶器和其他质地陶器的对立，无论“泥质陶器”如何人为界定，都表明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它们与其他种类的陶器截然区分开，以及赋予泥质陶器更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意图。导致这种对立或差别的根本原因十分复杂，或为自然因素，或人为有意识为之，或两者皆有。而对人为因素的探讨，更涉及到人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手工业生产技术和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化程度、更大空间内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乃至于复杂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相比其他材质，“泥质”的陶器在陶器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研究结论

主要的认识如下：

（a）就当下和未来的陶器化学成分分析而言，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和改进：1）重视泥质陶器与其他材质陶器在化学成分上的差异，加强对泥质陶器的系统性研究；2）增强分析样本的系统性和代表性，在大样本量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性的研究；3）将陶器研究聚焦到相对较小的空间尺度，尤其是家户和村落尺度，通过分析日用陶器，揭示日常行为模式和人际关系；4）注重陶土、陶器、羼和料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5）以考古人类学问题为导向，将陶器分析结果放入到更宏大、更重要的考古学命题中进行讨论。

（b）在不作预处理的前提下，普通泥质陶片的表面化学数据所反映的成分变化规律，与陶器本体化学成分的变化模式基本一致，不对泥质陶片作表面处理，就进行手持式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其结果是可信和可靠的。

（c）较小空间尺度的陶器成分研究，可以帮助厘清家户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性质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d）较小空间内陶器、土壤和生土—基岩在化学成分存在变化，但更多的是一致性，三者在成分上的差异和一致性有助于推断陶器的生产。未来分析中，根据房址所在区域的土壤数据，或者文化层的土壤数据，或可了解遗址所在地生土—基岩的化学成分变化。

陶片打磨前后化学成分的对比（B打磨前，A打磨后）

化学成分揭示出较小空间内的陶器消费模式

陶器、文化层土壤以及生土—基岩的化学成分对比

（3）意义与价值

本文从无损分析以及小尺度两个方面，介绍了笔者近年采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开展的几项研究。在无损分析方面，该分析技术具有快速检测、低成本的优点，并支持大样本量的分析；而在小尺度研究方面，大样本量和系统性选样能够为确立家户和村落尺度上的陶器生产、流通和消费建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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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o Li, Chao Ning, Irina S. Zhushchikhovskaya, Mark J. Hudson*, Martine Robbeets. 2020. Millet agriculture dispersed from Northeast China to the Russian Far East: Integrating archaeology, genetics, and linguistic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2020, 22:100177. https://doi.org/10.1016/j.ara.2020.100177 A&HCI

（1）研究背景

（2）研究结论

（3）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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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ao Li*, Chuang Liu*, Dongmei Wang. 2020. Applying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 (micro‑CT) and Raman spectroscopy for non‑invasive characterization of coating and coating pigments on ancient Chinese papers. Heritage Science 2020, 8:22. https://doi.org/10.1186/s40494-020-00366-3 A&HCI/SCI

（1）研究背景

在1798年第一台造纸机于法国出现之前，造纸主要依赖于手工抄纸，其技术源头大多源自我国。随着我国造纸技术一起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还包括涂布技术在内的纸张再加工技术，涂布指在纸张表面涂刷一种白色的无机物质（通常是细粒度的矿物颗粒），从而改善纸张性能。

对古代纸张涂层的最早分析来自于1911年威斯纳（Julius Wiesner）博士的一项研究，他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纸张上发现作为涂料的石膏颗粒（CaSO4·2H2O）。中国学者对古代纸张涂布技术的检测分析始于20世纪60年代，借助光学显微镜观察纸张表面是当时主流的研究手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逐渐应用于古纸的研究，该时期以显微观察为基础，结合元素分析，推断涂层的存在与否以及涂料的可能种类，同时矿物颗粒的元素组成成为鉴别涂料的新依据。2000年以后，古纸研究的内容和角度更加多样化，物相鉴别以及综合性的分析手段提高了涂料分析的准确性，并揭示出涂料的多样性。

学术界对我国古代涂布纸的研究，尚有两点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不足以明确涂层的存在与否或涂层的分布状态，二是分析结果往往无法明确涂料的种类。本文联用计算机显微断层扫描技术（Micro-Computed Tomography，简称扫描CT）和拉曼光谱，对三种古代手工纸（蜡笺QP和QY、冷金笺QR）和两种现代手工纸（生宣纸ENA#1和竹纸ENA#2）进行针对性研究，并与现代A4机制纸对照，旨在建立一种分析结果直观、结论准确、判别标准容易统一、对送检纸样无损的研究方法，以期更好地揭示古代手工纸的涂布工艺。

清代蜡笺（QP和QY）和冷金笺（QR）纸样

（2）研究结论

主要的认识如下：

(a) 通过显微镜观察可以发现：蜡笺QP表面有一层蜡状物质，透过该蜡状物质，可看到白色颗粒和纤维，但纤维形态不清晰。蜡笺QY表面光滑致密，覆盖一层白色物质，完全看不见纸张纤维。冷金笺QR表面有大量粉末颗粒覆盖纤维，仅有少数纤维的形态清晰可见。生宣纸ENA#1和竹纸ENA#3的共同特点是纸面轻薄，光线可穿透纸面，纤维形态清晰，纤维之间有大量孔隙及胶状薄膜，未发现颗粒物质。CT扫描显示，清代蜡笺和冷金笺的表面经过涂布（以及施蜡施胶），而生宣纸、竹纸和现代A4纸则未经过涂布处理。

(b) 拉曼光谱和手持式X射线荧光分析结果表明，两种蜡笺均采用铅白，冷金笺采用高岭土作为涂布材料。黄色蜡笺QY用表面涂布蜂蜡，经藤黄染色，紫红色蜡笺QP的纸张应先经胭脂虫提取的染料染红，然后涂布铅白（或与铅丹颗粒混合）。同时拉曼分析未在蜡笺QP中发现蜡或胶的成分。冷金笺QR使用高岭土作为涂料，纸张呈现的红色由朱砂和某种染料（可能为茜草中提取的物质）共同形成，同时拉曼分析未在其中发现蜡或胶的成分。

扫描CT分析古纸样本

古纸样本与现代手工纸样本的显微结构

扫描CT重建的古代纸样和现代纸样的剖面结构

拉曼光谱鉴别古代纸样表面的颜料、染料与涂料

拉曼光谱鉴别古代纸样表面的颜料、染料与涂料

（3）意义与价值

研究表明，扫描CT与拉曼光谱联用法是一种实用、可靠的无损表征涂层和颜料的方法，为中国古代涂布纸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研究手段。

  

本文提出的鉴别涂布纸工艺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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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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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wei Shan, Limin He, Shuai Yao, Jian Wang, Xiyun Yu, Tao Li*. The emergence of walled towns in prehistoric middle Yangtze River valley: Excavations at the Zoumaling sit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2021, 26:100285. https://doi.org/10.1016/j.ara.2021.100285 A&HCI

（1）研究背景

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发现了19座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其中两座是在大溪文化至游子岭文化时期（6900-5100 cal BP）建造的，其他17座是在屈家岭下层文化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屈家岭下层文化：5500-5300 cal BP；屈家岭文化：5300-4500 cal BP）建造、重建和改造的。据我们所知，在东亚其他地方，在5500-4500 cal BP之间没有如此多的城址。这些城址总体上规模很大，但差异同样巨大，面积在5万至120万平方米之间。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的城址建设，势必涉及到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当然数量不等）、后勤管理、合作和领导。因此，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广泛出现的城址与长江中游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密切相关，他们特别强屈家岭文化时期，该地区首次出现显著的社会分化。然而，研究人员对城址在复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和机制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将依赖于对屈家岭下层至屈家岭文化过渡时期社会的全面了解，例如，包括当地和区域的人口估计、不同时期的居住模式、社会和经济组织、生计经济、丧葬习俗以及仪式和意识形态。然而，对于大多数城址，包括走马岭来说，上述问题的答案都不甚清晰。

本文介绍了2014年至2018年期间我们在湖北石首走马岭古城的发掘和发现。该遗址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发现和发掘，是长江中游流域最早的城址之一。城址的第一批发掘者在1998年发表的遗址报告中报告了城墙的布局和结构、建筑和使用情况。直到最近，该遗址及其周围都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2014—2018年在该遗址的田野工作改变了一些长期以来对走马岭古城的看法，特别是对该城的结构和布局、居住模式、建筑和使用情况、当地生计经济、墓葬习俗和非食品生产活动提出了新的见解。

长江中游发现的19座史前城址

走马岭古城

屈家岭文化时期房址

（2）研究结论

主要的认识如下：

（a）走马岭城址呈椭圆形，有三重城墙，约同时建造，以划定更多的空间（可能用于不同的用途或活动）。

（b）尽管没有对城址建设所涉及的劳动力投资进行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围墙城镇建设和维护需要调动大量劳动力。调动土方所需的劳动力并非少数个体所能做到的，只有大型社会集团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c）走马岭古城在广阔的景观中获得了一些象征意义，并成为定居、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生活的理想场所。粮食和非粮食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定居和消费的环境，这再次表明，城址的建设是成功的，劳动力投资是有回报的。

（d）居住模式清楚地将一些家户与其他家户区分开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地位更高或财富更高的人住在城里。仅在内城发现了更大、更精致的房屋、外来物品（如玉石）和随葬品更为丰富的墓葬，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上述观察。对家户器物组合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家户间的差异。此外，还可以评估精英在城址建设中的作用。

城墙结构与示意图

化学成分分析指出陶器陶土来源于西水门一带

屯子岗墓地

（3）意义与价值

有关结构和布局、居住模式、建筑和使用情况、当地生计经济、墓葬习俗和非食品生产活动等话题是充分了解走马岭社会的关键，也可为长江中游其他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前城址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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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o Li*, Shuai Yao, Limin He, Xiyun Yu, Siwei Shan*. Compositional study of household ceramic assemblages from a Late Neolithic (5300–4500 cal BP) earthen walled-town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valley of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21, 39:103159. https://doi.org/10.1016/j.jasrep.2021.103159 A&HCI

（1）研究背景

实用陶器与人类行为有关，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家庭环境中的行为，包括食物制备和分享、手工制作活动，以及为宴飨、仪式和/或决策而举行的社会集会。这在新石器时代尤其如此，当时的实用陶器主要是作为容器，由不同的容器形式和形状组成，并在大多数居住区生产（或为其生产），用于烹饪、承装和储存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和饮料。它们是我们探究人际关系的窗口，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日常的仪式性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用陶器可以代表——尽管程度不同——陶器消费者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或控制资源（原材料或最终产品）的能力。这可以通过研究陶器来理解，以便揭示生产某种类型的陶器所需的劳动量和时间，陶器生产、分配和消费被控制的可能性，和/或陶器消费者的社会影响和网络所达到的空间范围。

本文介绍了对走马岭遗址出土家户陶器组合的成分研究。走马岭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5300—4500 cal BP）的城址，是中国长江中游的一个区域中心。这里的陶器组合主要是指城址中用于烹饪/储存、食用和饮用的实用陶器，也包括工具（如纺轮）和个人装饰品。我们希望通过调查陶器之间以及陶器与当地粘土之间的成分变化，了解陶器是否是采用当地的粘土制作的，以及陶器是如何在城址内流通和消费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揭示陶器可能的生产地点，以及对陶器生产和消费的控制的可能性或程度如何，这可以解释城内家户间的差异。

走马岭古城考古发掘表明，社会分化是通过房屋的面积和精致程度、家户或墓葬物品的数量以及劳动密集型物品（如黑陶和玉石）的差异来实现的。居住在城内在当时是一种成功，因为它允许/吸引更多的人口定居，并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住更为密集的人口。然而，它也使人际关系复杂化，导致家庭之间的社会和/或财富地位的区分。对于上述家庭间分化的原因，研究者知之甚少。我们假设，如果城内形成了高度的分工（特别是在农业者和手工业者之间），一些个人或家户可能通过确保获得陶器（本地或非本地生产）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或积累更多的财富。相反，如果在城内消费的陶器主要是当地制造的，所有家户都可以获得相同的陶器来源，那么对陶器的控制则不太可能是导致城址内部家户间差异的原因。一旦后者被证实，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有效的假设，即走马岭古城社会分化的路径并不在经济领域。

走马岭古城

内城发现的“高等级”家户（hh10）与“普通”家户（hh4）

（2）研究结论

主要的认识如下：

（a）经取样的两个家户使用的陶器应当为本地生产，取土点在西水门及其周边区域。

（b）对比家户4和家户10消费的日用陶器，结果显示不论其功能如何，均无法为化学成分所区分；换言之，两个不同地位的家户在陶器的获取途径与消费方式上不存在区别，即他们在陶器流通和消费网络中的地位没有差异。

（c）综合样本成分呈现的结果，我们判断走马岭古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日用陶器遵循着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方式，且城内居民地位的提升与财富的积累并非是通过控制日用陶器的流通与消费实现的。

内城不同区域土壤化学成分与出土陶器化学成分的比较

不同器形和功能的陶器在化学成分上的差异

两处家户出土陶器及陶质工具在化学成分上的比较

（3）意义与价值

本文从陶器入手，通过化学成分的测试，发现走马岭古城内部家户的身份、地位并非通过控制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实现，即走马岭古城社会分化的路径并不在经济领域。这一思路可应用于其他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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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涛*，姚帅，贺黎民：《家户遗存类型及其研究方法》，《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

（1）研究背景

家户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组织，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率先研究家户，旨在探讨居住者的关系、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内容、血缘和族属等问题。考古学家关注家户则因它为研究古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尺度，通过研究人群在家户尺度上的居住方式和日常活动，考古学家期望揭示基本社会单位中的人际关系和互动，从而解释文化现象在村落及以上空间尺度上的形成动力，例如区域性聚落模式的改变、社会的分化、权力的产生乃至复杂社会的形成等。更重要的是，研究家户尺度上的人类行为，为跨区域和跨文化的考古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982年，美国考古学家Richard R. Wilk和William L. Rathje提出家户考古（household archaeology）的概念和研究内容，并指出家户考古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前景，此后家户考古迅速在中、南美洲和中东得到实践，在揭示居址功能分区、日常生产和生活、家户及居住者的地位差异、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等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从居址中识别出家户是开展家户考古的前提。但是家户遗存在不同居址中的保存现状有显著差异，可大致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聚落模式和居住形式的区别（均与人的定居行为有关），二是营建工艺和保存状况的不同（着重考虑环境因素对居址的影响程度）。因此，在居址中识别家户，或进行跨地区的家户比较研究，若不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仅机械地采取同样的判断标准，便易得出具有误导性甚至错误的结论。

本文梳理了美洲、中东、欧洲、东亚的家户考古案例，剖析不同地区对“家户”的判断标准，基于家户遗存常见的两种保存状态，最终提炼出针对独立型与复合型（家户遗存通常直观可见）、可构建型（家户遗存不可见但可构建）家户的三种研究方法。在本文的最后，简要论述了这三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家户考古研究的启发。

（2）研究结论

主要的认识如下：

（a）独立型家户遗存的特点是房屋等设施的结构清晰，遗物信息丰富，能够还原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场景，从而确定家户的空间范围、功能分区以及活动内容。独立型家户的“独立”不仅指家户在空间上各自保持独立和完整，也指家户在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具备独立性。

独立型家户具有3个组成要素：1）明确的居住遗迹（房屋）；2）清楚的遗迹结构，以及遗迹在空间上的组合和规律；3）遗迹和遗物反映房屋的结构与布局，定居和共居关系，食物生产、储备与消费，手工业生产，集体性活动（包括祭祀、墓葬和公共建筑）。

玛雅文化中心城市阿瓜泰卡与普通村落瑟伦中的家户（独立型家户遗存）

（b）复合型家户较独立型家户更为普遍，表现为少数几个家庭居住和生活形成的遗迹组合，各组合在空间上明显相区别，但组合内部较难细分到单个家户。复合型家户的“复合”有两层含义：技术层面上，对聚落的细分无法总是具体到独立的家户，居址中不乏家户和家户单位的复合体，可参见红山文化；社会组织层面上，独立型家户未必总是唯一的社会性单位，包括独立型家户在内的家户单位或者基本单位同样可能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单位，可参见弥生文化。

复合型家户有4个特征：1）以少数房屋为主体，形成遗迹组合与遗物群的集中点，或称为热点（hot-spot），各热点区域的边界相对清晰；2）同一个热点区域内部，存在维系人群和人际关系的设施，例如储藏设施、灶或厨房、公共活动区域等；3）在聚落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热点区域的内部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稳定性；4）同一时空背景下，不同热点之间发生超越家户的人际关系和互动，并因此形成具有政治凝聚力或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组织。

红山社会的家户单位与弥生社会的居住单位（复合型家户遗存）

（c）相比独立型和复合型家户，有一类家户遗存因为各种因素难以用肉眼辨认其基本结构或功能。在此情形下，通过研究居址土壤的化学性质（例如pH值、元素种类和含量），或分析遗物的空间分布，还原人群在居址上的活动区域，再结合遗迹现象，有望辨别出家户或家户单位。借助分析技术和手段，对家户活动的范围、内容和家户关系进行“构建”，成为研究此类遗存居住人群日常生活的必要甚至唯一途径。

英国和土耳其的新石器时代居址中人群活动的空间变化（可构建型家户遗存）

（3）意义与价值

将家户遗存区分为独立型、复合型和可构建型，其核心目的不是为了分类，而是提供研究不同存在形式的家户遗存的三种方法，并期望启发家户层面的考古学研究思路。研究者对于不同保存状况的家户遗存，应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无论研究尺度精确到家户还是家户单位，在可量化和可比较的基础上，探讨较小空间尺度上人群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关系，是家户考古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也是还原社会动态应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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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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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ao Li*, Pengfei Li, Haichao Song*, Zichen Xie, Wenquan Fan, Qin-Qin Lü*. Pottery production at the Miaodigou site in central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archaeometric eviden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22, 41:103301. https://doi.org/10.1016/j.jasrep.2021.103301 A&HCI

（1）研究背景

陶器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陶器都曾经是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实用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能够揭示人类的行为，如陶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和经济互动；创造和维护个人或社区身份的技术、风格和选择；控制为仪式或社会政治目的服务的陶器产品和生产活动。虽然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传统中都存在自给自足的陶器生产行为，但是大多数家庭（或人群）都依赖他人来获得陶器（不直接进行陶器生产），陶器生产存在集中化倾向，通过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关系和联系，精英阶层也可以通过控制陶器是生产、流通来控制不同阶层。

集中化生产（或集中式生产，centralized production）和专业化生产（specialized production）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在研究中，我们着眼于集中化生产而不是专业化生产，集中化生产强调在一个集中的地点生产陶器，它更准确地强调了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理解陶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仰韶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以往研究成果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聚落开始分化，出现聚落群和超大型中心聚落，私有制形成，贫富和等级分化出现，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重大改变。但是缺乏对聚落内部社会组织的研究，尤其社会的最小单位家户，通过对以家户为单位的陶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研究，或许能为复杂社会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成分分析是揭示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陶器生产、分布和消费模式的有力方法，较小空间尺度（如家庭和村庄层面）的化学成分和矿物组成变化能够揭示家庭间陶器消费方面差异和聚落层面上陶器的生产组织状况。本文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和X射线衍射分析方法，分析了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不同时期两个单位（T21⑨和H408，T21⑨层年代早于H408）出土的157件陶器样本，通过对陶器化学成分进行多元统计以及分析陶器中的矿物组成，并结合其他考古学证据，探讨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陶质、陶色、器型陶器生产问题。

庙底沟所在位置示意图

庙底沟遗址两个单位出土陶器

（2）研究结论

主要的认识如下：

（a）对庙底沟中文化的两个典型单位T21⑨和H408出土陶片进行了XRF和XRD分析，所有陶器样本并不能根据颜色、陶质、器型和单位的不同而从化学成分上区分开。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该遗址有一个共同的或非常相似的粘土来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地制陶传统和工艺没有发生改变。

（b）通过鉴定陶胎中所含的矿物种类，推断庙底沟陶器很可能在900至98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烧制。

（c）彩陶和非彩陶使用相同的黏土，彩陶化学成分与非彩陶存在差异与器表的陶彩（Fe、Mn含量较高）有关。

（d）在陶器化学成分的基础上，我们结合遗址发掘情况和周邻遗址信息，认为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存在陶器集中化生产，该遗址应该是一个陶器生产中心。

庙底沟文化不同单位、陶质、陶色、器型陶器化学成分差异

（3）意义与价值

根据陶器的化学成分以及矿物组成分析，并结合其他考古学信息，首次探讨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陶器的生产问题，研究结果证明了庙底沟遗址陶器生产的专业化、高强度和技术连续性，证实了庙底沟遗址在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区域陶器生产中心，从陶器生产角度探讨了社会复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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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o Li*, Guoyuan Li, Zongyang Li, Tengfei Wu, Hui Tian, Siwei Shan*, Lihua Wang*. Surface treatment of red painted and slipped war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valley of Late Neolithic China: multi-analytical case analysis. Heritage Science 2022, 10(1):188. https://doi.org/10.1186/s40494-022-00824-0 A&HCI/SCI

（1）研究背景

约8500—7800年前，红衣陶和红彩陶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用于炊煮、盛放和储存食物（或液体）。距今5300—4200年，即屈家岭上层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红衣陶和红彩陶的主要用途逐渐缩小为盛食和饮用，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国家（邦国）形成并逐步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这与社区和邻里身份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并通过仪式和社会经济产生联系。红衣陶和红彩陶的广泛使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生产和使用有助于我们理解长江中游的陶器生产活动、身份认同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凤凰咀遗址位于今天湖北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前王、闫营两村，是汉水中游、南阳盆地南缘的一处平面近方形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年代为屈家岭上层文化至煤山文化时期。2020年8月起，武汉大学考古系师生在凤凰咀遗址开展持续性的系统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遗迹和大量制作精美的器物。

凤凰咀遗址出土的红衣陶和红彩陶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数量不多，主要为盛食器和酒水器，在制作上显然花费了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施加红衣和红彩的器物制作更加精致，有的坯体为白色，非常少见。加之红衣陶和红彩陶较为集中地出土于大型灰坑，推测与家户层面上的宴飨活动有关。研究红衣陶和红彩陶的制作工艺，尤其是陶衣和陶彩的表面处理工艺，是认识这两类器物的生产与消费的前提和基础。

 

目前针对陶衣和陶彩的科技分析已经有比较丰硕的成果，但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上游，长江中游地区只有少数红衣陶或红彩陶进行过科学分析，且集中在大溪文化时期。该区域较具代表性的工作是李文杰和黄素英对关庙山遗址出土的红衣和红彩陶的成分分析，以及郁永彬等对中堡岛遗址出土红衣彩陶的拉曼光谱分析。

 

本文在定义红衣陶和红彩陶的基础上，首次概述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红衣陶和红彩陶的考古发现，并综合应用光学显微分析、手持式X射线荧光分析、台式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拉曼光谱分析、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薄片岩相分析，分析了凤凰咀遗址出土的23件红衣陶和红彩陶 （包括20件完整器和3件陶片），重点讨论了这两类陶器的技术工艺，特别是其表面处理工艺。

凤凰咀遗址所在位置以及遗址结构示意图

已有碳十四测年结果

凤凰咀出土红衣陶和红彩陶

本文中分析的红衣陶和红彩陶

（2）研究结论

我们的研究首次揭示了红衣陶和红彩陶在制作工艺上的复杂性。主要的认识总结如下：

（a）呈色机制：红彩陶和红衣陶都是在氧化气氛中烧制的（烧制温度950℃左右），红色归因于α相的Fe2O3相。但红彩中的α-Fe2O3结晶结构不如红衣陶中发展得好，推测与红彩中更高的助熔剂含量有关。其他可能性（如烧制温度和原料来源）则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分析加以检验。

（b）红彩陶中的红彩可能是用某种动物毛纤维刷涂刷于器物的外表面。相比之下，红色陶衣非常薄（厚度20微米左右），应是用与坯体成分大致相同的泥浆涂刷形成。显微结构分析、微区成分分析和拉曼光谱分析均支持上述结论。

（c）凤凰咀遗址2020年和2021年的发掘均发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窑址，在这一前提下，认为该遗址的陶器主要是在当地生产和消费。结合红衣陶和红彩陶的质地、器形、功能、数量以及有意识的表面处理，认为凤凰咀遗址的红衣陶和红彩陶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性意义，与特定情境下的宴飨活动有关，也反映出某些个体或家户的地位，整个聚落似乎正在形成某种超越家户层面凝聚力。

（d）虽然凤凰咀遗址出土陶器主要是本地生产与使用，但并非所有陶器都由相同的黏土制作而成。岩相分析表明，红衣陶和红彩陶是由不同的泥料制作而成。不仅如此，不同时期的红衣陶和红彩陶在化学成分上也有较大差异。上述信息为我们认识不同时期红衣陶和红彩陶的生产活动提供了线索。

红衣陶与红彩陶的表面和断面微结构

红衣陶与红彩陶的表面微区成分分析

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确认红色为α相的Fe2O3

（3）意义与价值

本文聚焦襄阳凤凰咀遗址，首次就长江中游的红衣陶和红彩陶进行了专门的技术调查和综合性分析研究，揭示出凤凰咀遗址红衣陶和红彩陶在制作上的复杂性。多种分析技术联用在红衣陶和红彩陶的生产和使用的研究中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