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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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min He, Shuai Yao, Zhouyong Sun, Jing Shao, Nan Di, and Tao Li*. Ceramic raptors unearthed at the site of Shimao (2300–1800 BCE) in northern China: Production and us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23, 48:103844. https://doi.org/10.1016/j.jasrep.2023.103844 A&HCI

（1）研究背景

石峁城址是晋陕高原规模最庞大、结构最完整的大型都邑遗址，对理解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考古学研究表明，将石峁遗址作为中心都邑的石峁集团，以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活跃于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1800年，是一支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势力强大的社会集团。

2012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以孙周勇研究员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对石峁遗址展开大规模科学发掘，长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展现了与中原地区面貌有别的居住形式、丧葬习俗、精神信仰、社会形态，为探索早期国家形成、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生业方式与生产技术、区域互动与文化交流、人群迁徙与族群融合等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实证。石峁遗址被评为2010—2020 “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并多次荣获“中国年度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及“中国年度六大田野考古发现”等殊荣。

石峁遗址位置

石峁遗址的重要发现

石峁遗址出土三种不同质地的陶鹰

（2）研究结论

本研究使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首次分析了石峁遗址皇城台东护墙出土的160件陶质猛禽残片和代表16处地理单元的93例土壤样本的化学成分，并在多元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考古学信息，讨论了陶质猛禽的生产与使用情境。

研究形成的认识如下：

（a）陶质猛禽在化学成分上与石峁遗址出土的日用陶器相似，但其陶土来源与取样的土壤不符。

（b）陶质猛禽根据陶质和陶色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且不同类型大体上对应了不同的陶土来源。

（c）考古学中的猛禽形象往往被认为与崇拜、宗教、祭祀、权力有关，这种形象符号诞生于古人世界观、思维方式和创造力基础之上，传递了人们对古代世界的认识和感受。

（d）本研究强调，石峁遗址的陶质猛禽是由多个生产组织制作而成，旨在模仿被石峁先民赋予特殊精神内涵的鸟类（鹰），且陶鹰的生产是为了服务于特定的宗教仪式或统治者主导的大型公共活动。

红黏土与黄土的化学成分比较

东护墙的4a和4c层出土陶器（包括陶鹰）的化学成分比较

三组质地的陶鹰大致对应三组成分有别的陶土

（3）意义与价值

研究认为，陶鹰作为统治者昭示权力与威望的物质手段，同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迹象共同构建了以皇城台为中心的政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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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o Li*, Anne P. Underhill*, Siwei Shan*. Shijiah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sm in Late Neolithic China. Journal of Urban Archaeology 2023, 7:31-49. https://doi.org/10.1484/J.JUA.5.133449

（1）研究背景

石家河遗址的地理位置

石家河遗址群

本研究主要关注和讨论的遗址（1-谭家岭，2-邓家湾，3-三房湾，4-严家山，5,-朱家坟头，6-印信台，7-肖家屋脊，8-罗家柏岭）

（2）研究结论

邓家湾遗址发现的屈家岭上层文化的筒形器

邓家湾发现的套缸

三房湾遗址发现的红陶杯

邓家湾出土的陶塑像

罗家柏岭发现的玉器

（3）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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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iyue Ao, Limin He*, Jing Shao, Jianfang Wu, Tao Li*. Handheld XRF analysis of the Late Yangshao and Early Longshan pottery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of Xinjie in Shaanxi Province of north China. Asian Archaeology 2023, 7:1-18. https://doi.org/10.1007/s41826-023-00068-2

（1）研究背景

新石器时代，陶器在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陶器的高需求和高频率使用导致大量陶器的生产、使用和丢弃。无论陶器生产的直接证据（如陶窑与制陶工具）存在与否，化学成分分析都是研究陶器生产、消费和使用的重要方法。研究者可以在一定的置信度下，比较陶器样本与参照样本在化学组成上的相似性和差异，再结合其他证据，判断陶器原料的可能来源（或来源地点）。当然，即使缺少参照样本，研究者也仍然可以借助化学成分分析和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将陶器分组或分类。

目前来说，通过化学成分分析，寻找制陶原料和制作地点十分具有挑战性，因此，探讨制陶原料来源的多样性，对理解陶器生产、流通以及社会经济情况更具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遗址出土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的陶器的化学成分，并对化学成分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在充分结合其他考古学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认识。

蓝田新街遗址位置示意图

蓝田新街遗址出土器物（a.鼎 b.小口尖底瓶 c.盆 d.钵 e.罐）

（2）研究结论

（a）新街遗址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制陶传统，从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当地居民使用本地黏土制作陶器，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

（b）新街遗址出土的灰色、红色和黑色陶器使用当地原料，但“白色”陶器在化学成分上与前者截然不同且来源不明。

（c）考虑到新街遗址位于几种文化的交汇处，认为其使用白陶的传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我们充分论证了史前白陶的相关研究成果后，认为新街居民使用白陶的传统从源头上或可追溯到海岱地区，但它们应该是本地模仿的产品，而非以成品形式从其他地区输入。

仰韶文化晚期陶器化学成分

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陶器化学成分对比

（3）意义与价值

本文从化学成分的角度，尝试讨论了新街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陶器的来源，并比较、分析了陶器跨区域流通的可能性。

新街遗址是目前浐河流域最大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是了解这一时期聚落布局、生存策略以及与周边文化的联系的关键材料。同时，它还是理解关中盆地仰韶文化晚期向龙山文化早期过渡的关键。本文初步揭示了新街与其他文化在陶器上的联系。

新街遗址与其他遗址出土白陶（a.蓝田新街遗址出土白陶罐，b.两城镇遗址出土白陶鬶，c.汤家岗遗址出土白陶盘，d.二里头遗出土白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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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涛：《陶器手工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世界考古研究动态》（第2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全文23000字）

（1）研究背景

从陶器研究的宏观发展历史来看，前后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最晚十五世纪开始，人们就注意到陶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但基本只研究完整器物，这可以看作陶器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十八世纪伴随着法国、英国和德国出土大量古代陶器，人们开始热衷于对陶器进行分类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类型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是英国陆军军官、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奥古斯都•皮特•里弗斯（Augustus Henry Lane Fox Pitt Rivers，1827—1900），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陶器在类型上的变化，建立陶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这一方法后来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第三个阶段的开启，以考古学家安娜•谢泼德（Anna O. Shepard，1903—1973）的工作为代表，她将年代学、生产与流通、制陶技术联系起来，开创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在安娜•谢泼德之后，陶器研究的大门向各个方向打开，陶器手工业研究正式登上国际考古学研究的舞台，民族制陶和科技分析手段一度成为研究陶器的主流，再之后涌现出更多的量化分析方法。第三阶段还有另外两个特点，一是研究不再只关注陶器，同时也将陶器与其它遗存相结合，形成了多视角的研究；二是学者们意识到陶器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聚焦单个遗址的研究逐渐减少，转而关注跨区域以及动态空间尺度的研究。

陶器研究的历史除上述三个宏观阶段划分外，还可以根据研究侧重点，划分出艺术和历史研究、分类和类型学研究、民族制陶技术调查、科技考古（实验考古）、全面量化研究等亚阶段，但目前世界各地的陶器研究在研究层次上还存在较大的差别，有些地区的陶器研究直到今天仍然以类型学为主，而有的地区则从很早之前就注重科技分析或多学科研究。就当下的发展趋势来说，科技考古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正在全面渗透到陶器手工业研究的各个层面，从技术研究到追踪产地和行为认知，再到针对更广泛的考古学问题而开展的各种分析研究。陶器手工业研究历史悠久，不仅经历了多个阶段性的重大改变，而且不同地区的陶器研究各有千秋，所以要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

本文题目中的“回顾与思考”并非要对这一话题做全面的梳理，而主要是结合笔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为不太熟悉陶器手工业研究的读者试析这一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为初步尝试开展陶器手工业研究的读者提供一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致力于陶器手工业研究的专家学者汇报我的一点学习心得并期待建立更广泛的讨论与交流。

本文从世界考古学的视野出发，回顾了陶器手工业研究的基本发展过程，并针对现阶段陶器手工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结合自身研究经历的思考。

（2） 主要结论

陶器在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重要作用早就不言而喻，但如何通过研究陶器获取过去人类行为的信息，则是一个很难形成一致看法的命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从世界考古学视角的陶器研究历史看，近现代学术界对待陶器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也因此引发了陶器手工业研究在范式上的转变。以下是本文的主要认识：

（a）19世纪8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陶器类型学首先出现在欧洲，其核心目的是建立陶器类型与年代的关系。20世纪初，阿尔弗莱德•基德（Alfred V. Kidder，1885—1963）将陶器、地层学、区域调查结合，这种工作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20世纪20年代，认为陶片具有并且可以划分到“类型”的观点出现在美洲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一种固定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至60年代，民族学制陶调查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弗雷德里克•马特森（Frederick R. Matson）提出陶器生态学的基本框架，陶器化学成分分析在欧洲率先开展，而安娜•谢泼德（Anna O. Shepard）将年代学、生产与流通、制陶技术联系起来，开启了陶器研究的新篇章和新范式，她将薄片岩相学引入到考古学中，成为后续陶器岩相的典范。

（b）20世纪70年代，陶器研究随着新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新活力，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成为陶器研究中的主流，化学成分和岩相分析至此已经成为研究陶器的常见手段，这一阶段多关注区域性陶器文化。20世纪80至90年代是陶器研究的黄金时代，诸多陶器研究大家的经典之作多出现于这一时期，陶器研究已经形成较完备的理论体系，陶器“操作链”概念开始得到广泛地运用，围绕专业化生产的理论思考层出不穷，技术分析路线也逐渐成熟，家户考古学的出现将陶器研究的视角引向微观。

（c）进入21世纪以来，陶器研究在理论上较多地转向后过程主义，即由之前关注技术和生产组织转向性别、符号、意识等话题，技术风格（technological style）理论逐渐流行，出现了对一些关键的理论和概念的总结和反思，在方法和手段上全面转向现代仪器分析并且不断涌现出新的分析手段，便携式检测设备（如便携式光学显微镜、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便携式X射线衍射仪）的出现打破了陶器分析工作的空间和场地限制，为陶器研究走出实验室、走入田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意义与价值

陶器手工业的研究工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持续，且有一些较为清晰的方向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探索，特别在陶器专业化生产研究方面，更多的可量化指标以及可比较数据的产生，将无疑是推动这一话题走向深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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